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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題 |
文化政治期的檢閱政策與殖民地媒體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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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|
韓基亨著／陳允元譯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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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|
文化政治期的媒體開放，主要起因於三‧一獨立運動；另一方面，這也是日本帝國新政策的一個結果。其是為了在同化政策與武斷統治的對立之間尋求突破。從「禁止」轉向「管理」的這個新任務，則委由檢閱體制執行。其理想目標，係透過「媒體」這個中立性的地帶，讓朝鮮人民自發地將帝國的意志內化，然而帝國並沒有意識這需要時間與耐心。整個文化政治期對朝鮮媒體的壓迫，反映了統治者的過敏與焦慮。管理的正面功能（殖民現代性的擴散）與負面影響（朝鮮做為現代主體的自我意識）的兩難困境，是開放與規範之所以諷刺地共存的理由。 最初伊始，檢閱體制遭遇到來自朝鮮媒體的各種挑戰，關於其合法性與自律領域─開放下的媒體控制─的問題被提出。不久，此緊張關係引發《新天地》與《新生活》筆禍事件的劇烈衝突。隨後，1926年8月對《開闢》處以出版禁止的強硬立場，顯示了媒體政策違背於其最原初的目標─殖民地朝鮮的穩定性─的內在危機。最重要的是，由於統治者─冒充支持者的壓迫者─的兩面性，大大地損害了統治者的政治正當性與道德性。《開闢》的廢刊，文化政治期最嚴重的媒體壓迫事件，發生於日本初展開其帝國擴張的時間點。 最後，關於《開闢》廢刊與文化政治的終結對朝鮮媒體命運產生的影響，可以提出幾個假設。第一，朝鮮合法媒體的社會影響力被急遽地削弱，導致非法出版之重要性較以往增大。第二，顯而易見地，接下來的媒體政策主要是壓迫雜誌，懷柔報紙。第三，《開闢》的廢刊，可能成為導致朝鮮雜誌朝向三種類型─日常性、實用性與專業性─分化的契機。此後，再也沒有任何雜誌能夠取代《開闢》的整合性與中心性，其領導地位被去政治化的媒體所主導。統治者傾其全力於檢閱體制的強化，係為了朝鮮媒體的去政治化及媒體之間的相互孤立。這導致了統治者不得不投入更巨大的管理成本。 |
